董其昌于佛教是学有自得的，《明史》称其“性和易，通样理，潇闲吐纳，终无俗语”，他与莲池、憨山等样师友善，号香光居土，谈禅参禅，署其室为“画禅”。他从《楞严经》八还义受到启发，懂得了“书未有学古而不变”的道理，又将佛家“梵我合一”“无上清净”境界，巧妙地化入书作，写出一种肃散淡远的书风。此风一出，影响不小，清朝的陈元龙、张照、刘墉等都受其影响，特别是康熙皇帝酷爱董字，遂使此风风靡一时。八大山人深解禅学，其书作也有明显的清淡境界。弘一法师更将此风推向高潮，写出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成为一代书法大家。

    　以上是我们的书法前辈挖掘佛教思想以丰富书法艺术创作的几个比较明显的方面，还有许多在创作理论方面的发挥，如禅定、顿悟、渐修与创作心态、灵感、学书方法等密切联系等等，这里都未作讨论。概括起来说，唐末的狂草是在书法艺术精神方面融铸了佛教思想，其余则主要是在艺术形象创作手法上表现了佛教思想的某一部分，使书法呈现与之相适应的特色。佛教思想博大精深，这种融铸和借鉴我想是大有潜力可挖的。不过，书法融铸了佛教的思想，它的内涵都决不仅指这种思想，哪怕文字内容是典型的佛经也是如此。所以，“佛教书法”就其内涵来说是有一定界限的，而其外延则很难作一个满意的界定。

    　这，就是我对“佛教书法”的见解。

    　本文作者：黄君，字豫章，号鉴斋，墨香寮主，别署漕源蜇居，1961年生于江西修水。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得主。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宗教学会会员，《类编中华诗词大系》及《中国当代书法系列丛书》总编辑。学者型书法家。